中文版序 非常高兴我的著作《但丁的生平》能与中国读者见面,原因也在于担任翻译工作的是游雨泽博士这样的专业学者。 今年是但丁逝世七百周年,也是钱稻孙翻译《地狱篇》前三曲的一百周年,这位中国个翻译《神曲》的学者,恰恰是在罗马大学研习的意大利语。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不可能对《神曲》极为丰富的想象与动人的力量无动于衷:时至**,读者们已经可以读到《神曲》全文以及但丁其他作品的中文版。关于诗人生平的研究(中国读者已经接触到了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例如薄伽丘与布鲁尼的《但丁传》),以及他所处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的讨论,则有助于在历史层面上理解他的作品。 举例来说,当我们读《地狱篇》第5曲时,会为爱的激情如此强烈而敏锐的表达所打动。然而我们不可忽略文化史中至关重要的一点:从法兰西与普罗旺斯封建宫廷起,自12世纪初,人们普遍认为,爱欲(eros)极大地体现了人的个性,男人与女人皆是如此。这一观点通过诗歌在欧洲大陆广泛流传,在基督教传统的道德意识内部撕开了一道对立的伤口。一个如弗朗西斯卡般,在诗人笔下充满动人心魄的激情却又遭到永恒惩罚的人物,正代表了这种对立。但丁将这一道德判断的“危机”转化为对情欲和对相爱之人苦痛而无望的相守之愿的高明又精妙的体察,正如弗朗西斯卡与保罗的幽魂在地狱中悲伤而虚无的结合。 而关于尤利西斯,我们又该说些什么呢?面对那艘载着年迈疲惫的水手的“小”船,我们深深感动:为了凝视无边海洋上方无人见过的闪耀群星,他们奋不顾身投入那场的冒险,扬帆前往太阳背后杳无人迹的世界。然而,在这个形象背后,必须认识到思想史上的一个大事件:12 世纪末期,亚里士多德哲学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这个极为有力的概念体系迫使基督教神学家们面对一种戏剧性的对立,而他们必须在此二者之间找到和解之道。以希吉尔·第·布拉班特(但丁将他与其他有福的哲人一道置于第四重天)为例,有的思想家甚至认为,某些“理性的真理”是无法与“信仰的真理”相结合的。在但丁笔下,尤利西斯遭遇的海难的确象征着人类理性在缺乏信仰关照时的界限,但也代表了一个更深刻也更积极的现实。对基督徒但丁而言,**无缺的知识即是永恒的至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诗人敏锐的情感与现实的想象(fantasia realistica),使他得以在尤利西斯的失败中,捕捉并呈现出人对知识永不停歇的渴望,这恰恰是因为,人永远无法达到那只属于神与死亡的“**无缺”的状态。 马克思反对在文学与艺术作品中肤浅地寻找某种对社会现实的机械“反映”,研究艺术与文学作品“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页)。和其他“名著”一样,但丁的作品也代表了一个历史阶段的矛盾。在诗人眼中,佛罗伦萨早期强有力的商贸经济是恶魔的化身,以皇帝为首的**政治体系的衰亡意味着世界末日,意味着终的神意即将降临(与之相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意味着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发展进步)。在但丁的思想意识中,皇帝与**政治“世界的终结”即是人类“世界的终结”,因此,他观察、思考人类所有的情感、完整的历史及其所处的宇宙,将彼时的现实理解为某种后的审判(giudizio universale)。在此基础上,诗人得以描绘出如此广阔丰富的现实,(在西方文学史上)唯有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与之相提并论:莎翁那朝气蓬勃、自由而多样的诗歌来自他对自身意识形态的表达,在他看来,英国资产**“世界的诞生”即人类“世界的(再次)诞生”。 如今,面对某些观点(尤其来自北美的大学),我们必须重申,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深深植根于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之中。在这些大学中,一种迫害式的道德主义争论正威胁着古典文学艺术的研究,这种争论打着“政治正确” 的旗号,正如菲利普·罗斯在他的荒诞悲剧小说《人性污点》中的精彩描绘。为使但丁免受此类攻击,一些美国批评家意图将诗人从其所处时代的道德观念中抽离,使他变得更“易消化”,成为一个对同性恋、犹太人或伊斯兰教宽容的人,成为“女权主义者”,富有“革命精神”的思想家,一个不随波逐流的反抗**,显然,他们认为,从古至今,教会、男性以及欧洲人都未能理解,或刻意忽略了但丁的这些“革命思想”。这是一种矫揉造作的做法,缺乏语文学根据,不仅反科学,还十分短视。捍卫古典诗人的方式,不是在他们身上强加所谓的现实性(attualità),而是承认他们作品中真正可贵的普世性(universalità)。 马克思写道:“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的魅力呢?”(《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18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62页) 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历史之外的普世性,而人类历史中的一切都是“普世”的,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中的一切在任何时空都可为人所用,人也参与创造历史。若我们承认,“人尤其是历史的产物”(葛兰西《社会主义与文化》,1916),那么认识历史即意味着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进行一场旅行,探寻“我们是如何成为**的我们的”(come siamo diventati quello che siamo)。然而,为使这趟“旅程”不沦为一场欺人的幻梦,我们不仅必须认识过往的遗迹与文献,更重要的是,必须在其真实的历史性存在中认识它们:这正是语文学的任务所在。 乔治·因格莱塞 2021年3月20日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