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田的画和文字，是野生的。这野生里带着他那代人特有的历史来路。 本书便基于他的画与文，企图折射一个共和国同龄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青春少艾，到七十年代的惨绿少年，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激情岁月，而至新世纪的老年的个人精神史。 本书从内容上分为三个部分：自传絮语、画作漫谈、杂说艺术。 絮语是配合画作的一种即兴阐发，往往不系统，缺少逻辑，但是灵光乍现，让人醍醐灌顶。文章部分，自成一体，是画作之外，以文字的形式勾勒的李保田的一生。它没有画那么直观可感，但因为全凭想象，往往让读者走得更近，更贴肤贴肉。 从结构上以时间为轴，自七十年代末的速写谈起，到八十年代的自画像，九十年代的钢笔画，及至新世纪以来的植物花卉画。李保田在我与物，人与景之间不断尝试新的实验，新的感觉，痛苦而激愤。终至物我两忘。

小时候，我并不是个灵秀聪明的孩子。母亲说我曾经胖而好玩、憨态可掬。贪玩好奇自不必说，这是小男孩的常情，却透不出日后离家出��、多年流浪的征兆端倪。 我五岁那年，厌烦了幼儿园的单调乏味，趁人不备，一溜烟儿跑到了离家不远的街上，东游西逛，饱看街景。那是个星期天，我头一次觉得没人管真好。 逛累了我就蹲在路边看那些大孩子玩儿弹球。玲珑剔透的球儿在地上美妙地滚动，我两眼直直地盯住那些尤物，却不料幼儿园，父亲单位，家里上上下下早已沸反盈天。天渐渐黑了，我浑然不觉。突然有人从背后狠踹了我一脚——是父亲，他暴怒地揪住我的耳朵，将我从地上拎起来。 当晚回到幼儿园，所有的人不约而同从小床上坐起来，猫头鹰一般雪亮的眼睛怒视我。一霎时，我发觉自己次成为异类，成为众矢之的。平时藏在枕头下的小玩意儿全都不翼而飞，被那些满腔正义的小朋友瓜分掠夺了去。从那时起我开始纳闷儿，为什么凡人总把自以为稀罕宝贵的小东西放在枕头底下。大概是把它们看得和自己的脑袋一样重要，需时时挨着，甚至还要带进梦里去。 那时我就很有特立独行的气质，极少与别人一起玩。这种自我意识在家里，尤其在父亲面前更是频频受挫。 弟弟们陆续降生，我渐渐失宠，没了逗人喜爱的样子，竟至变得细瘦难看。三弟的小脸细皮嫩肉，着实招我嫉恨，我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样欺负他，那时候他受宠，却成为我的攻击目标，于是他那张细白粉嫩的娃娃脸经常哭得一团模糊。 父亲原本不是平和的性子，我加诸弟弟们的暴行常令他愤怒难耐。父亲又是彻头彻尾的旧式父亲，陶醉于多子多福的虚荣。几乎每个星期天，他都带着孩子们上街，左手领着，右手抱着，身前围着，身后跟着，举家出动，浩浩荡荡，好不威风。父亲脸上时常洋溢着骄傲的光彩，引人羡慕。而我的顽劣却常使父亲的自豪大打折扣，我被规劝、责骂、哄骗着跟他们出去，却不是超前二十个米，就是落后二十个米。 小学四年级结束时，我数学不及格，补考再次不及格，便留级。父亲说，行，不给你买书了，用你的旧书吧。我上哪找旧书去？课本都烂了，都让我撕咬成椭圆形的了，上面还画了好多的刀枪剑戟、武侠人物，课文内容都不全了，这使我比同学们矮了三分。因为留级，我在班里面大一岁，个头比别人高一截，这可不是鹤立鸡群的感觉，而是羊群里出了一头驴的感觉，这又让我觉得矮人三分。严重的自卑心理更让我没有心思再好好学习了。 老师把我当作学习态度不端正的活样板，常叫到讲台前罚站。久而久之，老师和我都习惯了，以致有**这种习惯成了自然——老师忘了叫我放学回家。我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教室里看着漫天的雪花出神，直到母亲到学校来找我，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父母认为老师这种教学方法有欠妥当，写了一封《人民来信》给学校，他们不知，这一举动竟然使他们的儿子在学校成了“人民公敌”，被学校里所有的人挖苦、嘲笑。老师们要么十天半月也不提问我一次，要么就是几科的教师轮番教训我。久而久之，我也就习以为常了，于是得一外号——橡皮脸。 到了晚上，我就在剧场门口混，捡中途退场的观众的票根，我进去再看后的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回到家十点左右了，就睡了。那时候我娘上补习班学文化，这个时间还没回家。就这样疏于管理又混了一年半，我终于混不下去了。 …………

形在言中——李保田自述 言在画外——李保田画作管窥 画外之艺——雕刻与剪纸 杂说 · 絮语 后记 附录 ：我熟悉的李保田 出版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