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页)诗歌的主要体裁和体式的演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反映了民间口头传统与文人传统之间的持续互动,或用现代文学批评的说法,是口头性和书面性(orality and literacy)之间的持续互动。我们可以说出至少四种主要的口头性文学形式:汉代以前的诗骚、汉代的乐府、晚唐至北宋初年的词,以及元曲。很明显,这四种口头性文学的共同标志是,每一种新诗体都诞生于民间口头传统,随后获得文人诗人的青睐,并*终占据了文坛的**位置。在每一种诗体初兴之际,文人诗人们都满腔热情地收集、保存和润饰民间歌谣,并在宫廷中或文人雅集时表演。与此同时,文人也不遗余力地在自己的创作中模仿这些歌谣,包括它们朴实无华的语言以及基于音乐的韵律。他们经常改编基于音乐的韵律或重构现有的语义节奏以贴合曲调,彼此竞胜,争妍斗奇。正是在这种深入全面与民间口头传统的交汇中,中国诗歌的五种主要体裁诞生了。 通常而言,中国诗歌体裁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人对口头传统进行模仿、吸收,并*终将其转化为纯文学传统。这种从口头性到书面性的稳步发展,其特点是口头表演的逐渐消失,民间主题的寓言化挪用,放弃简单的语言而采用优雅的措辞,以及过度使用典故等。如果我们追溯从汉乐府到晚唐律诗,或者从早期小令到后期咏物慢词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从口头性到书面性的内部共性(intra-generic)之轨迹。有趣的是,对文本性(措辞)和互文性(典故)的执着追求,往往标志着彻底的“文人化”体裁*后的辉煌,也预示着一种新的民间口头文学体裁的迅速崛起。宋词和元曲的兴盛正集中体现了这种从书面性回归口头性的转变。 我们可以把口头性和书面性视为中国诗歌创造力的对立而又互补的两极。二者之间这种持续的相互作用就像阴阳动态一样,口头性是可以一次又一次挖掘的创造力源泉,而书面性则将口头性的丰富潜力*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口头性和书面性的消长变化不是一种守旧的循环,而是动态的向前运动。鉴于口头性在革新中国诗歌传统中的关键作用,20世纪初,一些激进的文化改革鼓吹者转向民间口头文学—从《诗经》中的《风》到少数民族现存的口头传统—为他们的诗学革命寻找灵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265页)从初唐末期到盛唐,七言歌行朝着汰洗浮华、渐趋平实的方向发展,由繁复丽密转向精练疏宕。初唐歌行依靠大量意义相近的虚字句头勾连句意的特征到盛唐几乎消失。尽管顶针、排比、回文、复沓等重叠反复用字的句式仍时见于诗,但使用频率大大降低。基本句式已由偶句为主转向散句和偶句交替。随着句式趋向散句化,篇制也自然芟繁就简,长短合度。由尽情铺排、发挥无余转为节制收敛、含蓄凝练,像初唐七言歌行那样宏大的篇制在盛唐就较为少见了。所以盛唐歌行乐府虽不乏鲜明的音节,但已不再以悠扬宛转的声情见长,而以气势劲健跌宕取胜。形式的这种变化也与盛唐歌行的内容变化有关。抒写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以及英雄失路的不平之气,成为盛唐歌行的重要主题。奔放的激情和豪壮的气概不宜以委婉柔和的声调表现,必然追求更适合于新的情感基调的天然合拍之音节。 (266页)与此同时,盛唐七言歌行和七言古诗的异同也逐渐显露。一方面,盛唐歌行的表现转为抒情的主体化,脱离了乐府以代言体为主的视角,渐与七古趋近。而且在表现功能和题材方面与七古有所混淆。另一方面,歌行仍保持着乐府一唱三叹的基本特征。只是歌行主要不依靠字法和句式的重叠反复,而转为情感或层意的复沓。而七古则以主线纵向贯穿全篇,即使有多次转折,也不追求层层渲染、反复咏叹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