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页)古史重建,就是史事体系的现代形态,是以现代眼光重构三代古史。《史记》中确有相当多的观念,现代人不可能再无条件接受。夏、商、周之间的朝代更迭,《史记》中的叙述与后世周、秦、汉的更迭似无不同,但现代学者不会再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三代关系,而是认为它们来自不同的族群;《尚书》和《史记》中所称颂的尧舜禹盛德禅让,今天的学者也不会轻易接受,而会以更加客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其族群之间的关系,而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现代学者也多理解为**的出现;包括汤武革命,今天的学者也不会简单以道德话语来理解,而是认为其间的力量对比、族群兴衰,自有其可解释的原因;至于对具体史事的记载和判断,今人凭借现代手段,发掘出司马迁未曾见过的史料,推测出司马迁不可能有的判断,当然是非常自然的事。现代人面对三代古史,会思考中国**制度的形成、族群文化的融合、宗教形态的演变、文字的出现与演化,等等,这些现代学者特有的问题,成为解决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关键之处,当然不在古人的视野当中。视角的转���使现代人必须依赖现代的学术工具,依赖出土文献与地层划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全盘否定《尚书》和《史记》中的古史系统,反而需要现代人对这一系统重新解读。 面对三代文明,古人的史事体系与经义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两翼;面对中华文明的丰厚遗产,现在人除了古史重建,也必然需要经义新诠。……现代人古史重建的工作在疑古的风潮中蹒跚而行,终于初具规模,时时都在呼唤着经义新诠携手同行。古史重建的同仁,通过大量的发掘工作,已经牢牢确立了商、周历史的基本脉络,在夏代的问题上争论正酣,却也卓有成效;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大量卜辞、铭文、简牍、帛书,已也为经义新诠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中国考古学家能够有效地将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相互参证,成功地把现代考古学技术纳入传统经史的大传统中,这个传统赋予了中国考古学以灵魂,而现代考古学又为传统经史之学打开了新局面。与之相比,六经义理的现代诠释,还只是在摸索的阶段。 与古史重建相配合的经义新诠,当然也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对六经义理的现代诠释。三代作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不仅因为在时间上是源头,而且因为确立了基本的文明精神,就像希腊罗马确立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一样。古史重建的任务,是以现代学术方法描述中国**文明在这个时期如何起源、如何兴盛、如何建立其一系列基本制度,形成其一系列文化观念,以及形成一系列著述的;经义新诠则要告诉人们,三代所形成的这些制度、这些观念、这些著述,究竟传达了怎样的文明理想,诸如如何看待天地自然,如何思考人伦物理,如何理解家国天下,与其他文明的观念有何不同,并如何将它讲得更高明。 ……因而,古史重建与经义新诠的共同使命,乃是诠释中国的文明理想。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夏、商、周三代,是这个文明理想形成的时期,三代之治与六经文本的丰富性,使这一文明理想有着诸多解释的可能性。汉代形成的史事体系和经注体系,开辟了诠释其基本精神的两条脉络,其后的学术形态,在重新诠释三代文明时给出了不同于汉学的答案,却无不借助于汉人确立的这两条脉络。现代中国的时代气质与文明格局,与古代的任何时期都已不同,因而对这一文明理想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疑古派是这种挑战的一个集中体现,却也为古史重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中国考古学家借助西方考古学的方法,已经逐渐走出一条古史重建的路来,这无疑是这一文明理想伟大生命力的体现。与古史重建相比,经义新诠面对着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其成熟必将更加滞后。但古史重建的成果激励着对经学义理有兴趣的同仁,共同面对现代学术的挑战和古代文明的遗产,以建构现代中国的经史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