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代钱大昕(1728—1804)的嘉庆刻本《疑年录》问世起,到近人陈垣先生(1880—1971)的民国版《释氏疑年录》,形成了疑年学这一学术领域。在古书画鉴定和艺术史研究的工作中,绕不开的问题是古书画作者的生卒和生平,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这个领域里,徐邦达先生(1911—2011)、启功先生(1912—2005)和汪世清先生(1916—2003)是做得*见功夫的几位学者,他们继承了“乾嘉学派”和陈垣先生文本考据的功夫,对古代许多书画家的生卒年进行了可信的考证,如徐邦达先生于1983年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启功先生于1999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启功丛稿》(三卷)、汪世清先生于2002年在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艺苑疑年丛谈》,可以说,前辈先贤们的一系列考据专著打通了二十一世纪继续这门学问的道路。 疑年考据的内容应该是丰富、完整的。笔者以为,除了对历史名人生卒年的考证,还可扩展到考据历史上某个事件的具体时间,如考据某个事实的点、某个事实经过的线、某个事实对周边产生系列影响的面,或考据某人物表层的经历,乃至何时出现某种思想等更深的层面。依据实证定论、参考旁证推论,找出岁月流淌下来的一个个有关的时间点。 疑年考证的依据主要是来自相关文本,如各类古籍、书画题跋、碑文等,有直接材料和间接材料,以此对考证对象进行勘误、校雠等。笔者也发现以往信奉的早期绘画文献亦有错漏,必须在历史逻辑的导引下互校,方可厘清史实,如本书中《周文矩文献辨误》和《夏文彦、庄肃著述背景考——〈图绘宝鉴〉〈画继补遗〉正误解》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南宋宫廷画家时代与辈分小考》。 笔者对文本细细咀嚼后,发现一些早期画家的生平乃至生卒是可知或可粗知的,即《张择端生平考》《李唐生平考两则》《南宋留金书画家小考》《金代书画二十家简考》《元代画家生卒年考七则》《元代宫廷画家传略及杂考》《溥光〈千里江山图〉跋及其身世考》《“九峰道人”考》《吴镇、吴瓘世系考——也谈〈义门吴氏谱〉》,以求尝试建立对这些书画家的基本认知。 为了考证画家一生中的重要经历,专事研究对其艺术生涯所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事件:《韩滉晚年远宦与〈五牛图〉》《张戡小考》《杨世昌与落难黄州的苏东坡》《王振鹏宫中绘事考》中的主人公们也许能证实某个时间的特殊经历对他们完成其重要作品的影响。收藏家和临摹者都有可能对艺术史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宋代向氏家族考略——兼探向氏家族收藏去向》《佐图马和之》即是。 探索画家的意识形态是研究其生平的深层内容,特别是在出现天崩地解的历史阶段,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后来的心路历程有无变化?《遗民意识与宋末遗民绘画》《龚开其人其画》《赵孟的仕元心态》均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一些与道教有关的画家,离不开对其教派的认定,研究道教对其经历、绘画的作用,则需要进行审慎考据的,《黄公望其人其道其画》《方从义其人其道其画》都是从道教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进行了专门的考证。 上述这些都是基于一定的文本材料,倘若在没有文本材料的条件下,能否考据古代画家的生平和思想?笔者所做的尝试是:考据图像既然可以证史,那么也可以证实作者的思想状态、身份地位和生平经历,有些图像是文本记录无法替代的。有的重要作品的作者被定为“不可考”,一个新的证据源就是其笔下的艺术图像,如北宋《千里江山图》卷的作者王希孟,画中部分景观来自对实景的概括和提炼,是否可以反映出画家的游历?《王希孟生平考》则有如是说。元代画家陈及之、林一清几乎为画史失载,《王振鹏后**人——林一清生平考述》《文献失载的陈及之》就是根据他们绘制的少数民族官员的图像,来分析他们不同的思想状态特别是民族心理,同时,通过他们笔下少数民族的活动和环境,可探知画家当时的活动范围和生存状态。 艺术家的生卒年以及一生中所经历的重要事件,都是艺术史年轮里十分具体的细微刻度,没有这个刻度,艺术史就不会有相对**的“读数”,我们和后人就有可能陷入茫然。高科技时代的进步将带动各学科的精细发展,考古发掘成果(如墓志等)和数字技术的应用,给探索古代书画家的生卒年、作品年和其他相关事件的年份带来了新的机遇,抓住机遇、发展学术是无愧于时代的关键之举。 笔者现从三十多年间发表的近百篇拙文中摘编出二十八篇考述杂作,再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加以必要的修订和补充,涉及唐五代宋元约八十位书画家的生卒年、生平事略,或其生平中*重要的一段时光等,其中定有舛谬错漏之处,借出版本书之良机,求教于海内外诸位方家。 作 者 2021年11月20日于故宫西北角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