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包括：我所知道的柳亚子、南社发起人之一陈巢南、我所知道的高吹万、姚石子有功乡邦文献、南社耆宿叶楚伧等。

本书包括：俞樾及其曲园、俞平伯幼受曲园老人的熏陶、南通状元张季直、刘铁云在苏州、李伯元与《官场现形记》等。

唐代欧阳询的书法，在承续王羲之一路书风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拓展，其书险劲瘦硬，意态精密，风骨凛凛，英俊之气咄咄逼人。
《梦奠帖》是欧阳询存世的四件墨迹之一，可能是他平生所爱书写的“史事帖”中的一种。该帖为行书，纸本，高二五点五厘米，长一六点五厘米，九行，共七十八字，清王鸿绪考为欧氏晚年即唐贞观初年（六二七——六四一）的作品。概览全帖，字态俊迈秀逸，笔致劲险凝练，线条转折处锋棱凛凛，遒婉健拔，正如元赵孟頫跋云：“欧阳信本书清劲秀健，古今一人。米老云：庄若对越，俊若跳掷。犹似未知其神奇也。”此帖集中体现了欧字的技法特点，亦展示了一种清劲绝尘、超凡脱俗的意境和美感，被评为“一时奇也。”此帖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曾收入《玉虹鉴贞帖》等多种丛帖中。

怀素，字藏真，俗姓钱，是唐代著名诗人钱起的侄子，湖南长沙人，据《小草千字文》跋[贞元十五年，六十三岁]中推算当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但根据《清净经》跋则生于开元十三年（七二五），卒年不详，大约在贞元十五六七时。怀素自幼即入空门，事佛之余，爱好书法，少时因家贫，尝于寺旁植大量芭蕉，以供挥写，号曰[绿天]，又置一漆盘书之，盘为之穿，弃退笔如山，埋之曰[笔塚]，其用功如此，可想而知，素性疏放而不拘细行，每于酒酣兴发之时，遇寺壁里墙，衣裙器皿，靡不书之，出名后，常游于长安、洛阳公卿，并作《怀素上人草书歌序》，其草书之名乃大振。据传怀素初学书于其堂史邬彤，而邬彤又得张旭草书笔法，后又得颜真卿，从[夏云多奇峰]而顿悟草书当以势为主，如行云流水，因风而变化之妙。怀素自谓楷书出于钟繇，草出于张芝、张旭，可见其渊源如此。本册所载《苦笋帖》和《论书帖》是怀素的传世小草真迹，前帖笔意顾盼呼应，字姿生动，体势圆转，统幅一气贯注，十分耐人寻物，给人以一种淡雅自然的闲逸之态，正如项元汴评曰：[怀素平日得酒发兴，要欲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论书一帖，出规入矩，绝狂怪之形，要其合作处若契二王，无一笔

本书主要收录了杨凝式的墨迹。

李建中，北宋书家。字得中，其先京兆人。官至司卦员外郎中。尝为殿中丞，掌西京留司御史，至今人称本四西台。居洛中，以林泉自娱，善篆籀草隶及八分书，于真行尤精。其最为著名的墨迹为《土纯母帖》，人称观其字体，初效王羲之，而气格不减徐浩。当时士大夫得其书，莫不珍藏以为楷法。
他的作品造型颀长，用笔看似简单实则暗藏关钮，取法以欧阳询的《张翰贴》为主，帮其书简静古淡，颇有唐贤遗风。就像明吴宽所说的：“西台书深厚温润，有盛德若愚之象。”李建中作吕的特点就是一眼看去似乎貌不惊人，没有那种夸张、欹侧的表现，似乎在追求一种静谧的氛围，纸面上透出的是那种淡淡的学者气息，大家手笔往往如此，在平易古淡的方式中透露出一种追求和美学理想。他作品的格调是相当高明的，不逊色于一些唐代名家。他不刻意求法，但在轻轻而随意的布置中显现出他对法度的高度理解。宋黄庭坚曾说：“西台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间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者也”的确，他的作品每字别具神态姿色。唐代书家中能达此境界的，惟欧阳询、虞世南两人而已。所以，元吴师道说：“唐诗文体凡屡，惟书才迄三百年，犹有贞观、永徽以来风骨气韵，李西台虽在宋初，实唐人书法之终也。”赵孟

米芾（一0五一——一一0七）。原名黻，元祐六年以后改作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人称“米南宫”、“米颠”。
米芾是宋代尚意书风的杰出代表。他的书法跌宕奇肆，狂放不羁，痛快处如快剑斫阵，洒脱处似散僧入朝，天机独运，风骨超逸，后世将其与苏轼、黄庭坚、蔡襄一并称为“宋四家”。
米芾不讳自己是“集古字”，其中最为倾力的是王献之和褚遂良。《宋史》载：米芾“妙于翰墨，沉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清刘熙载《艺概》云“米元章书大段出于河南，而复善摹各体。当其刻意宗古，一时有集字讥。”米芾存世的黑迹中，其中不乏他的临作，从中可窥见其宗法传统的深厚功力。
然而，米芾法古，并不是一味囿于陈规，机械而僵死属恪守家法，而是熔古出新，他自称书为“刷字”，并颇为自豪地说“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四面”他的用笔，八面出锋，提按顿挫一任自然，极大地丰富了点画线表现力。他是书法艺术的革新者。
《多景楼帖》系米芾所书的大字行书墨迹，此作气势雄伟，字太奇异。纵览全篇，仿佛使人感觉到作者的激情在字里行间奔腾。用笔之爽辣、结字之奇险、笔势之酣畅、章法之随意，精妙之处令人拍案叫绝

蔡襄（一○一二—一○六七）。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累官至端明学士。座，赠吏部侍郎，谥忠惠。蔡襄性忠直，任职论事，无所回挠。其尤工书法，为“宋四家”之一。
蔡襄的书法出入颜平原、虞永兴，远法“二王”，近兼杨风子，“备众体而后能自成一家。”从总体上看，他的书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格守晋、唐法度，用笔温文尔雅，结字端严透逸，相比较“宋四家”中的苏、黄、米，则共襄创新的意识显然要略逊一筹。
此帖为蔡襄的行草墨迹，多为尺牍诗翰。展卷读来，顿觉有一缕和穆春风指人脸面。字态朴实大方，不矜持拘泥，也不过分夸张。气息平和温雅，潇洒风流之中显现出雍容华贵之色，清秀圆劲之中流露出妍丽遒媚之态，如游春贵妇，虽饰繁华，不失高雅。通篇行文如行云流水，悠游不竭，这显然是与书者崇尚闲适者自由的心态有关。尽管他在庙堂上乃是一个刚直之士，为人端庄而不苟且。
元倪云林作此帖跋云：“蔡公书法真有六朝、唐人风，粹然如琢玉。”陈文东跋云：“在宋号善书者，苏黄米蔡为首，俗讶以君谟居三公之末，殊不知君谟用笔有前代意，优劣自可判也。”这些跋语，都对蔡襄在继承传统方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薛绍彭，宋神宗时长安人。字道祖，号翠微居士。官至秘阁修撰、知梓潼路漕。自谓河东三凤，书名亚米芾。元将元祐间，号为能书，与米芾友善。元虞集《道园学古录》云：“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方知古法，长睿书不逮，惟绍彭最佳。”薛绍影楷书师法钟繇，行草书则以《书谱》为宗。薛绍彭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和鉴定家。曾刻唐摹《兰亭帖》，启功认为此本对于唐摹墨迹和王羲之的书法面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同时还刻过孙过庭《书谱》，后世推为精本。
正是由于他具有高度的鉴赏力和理解力，所以，他对二王法书的真谛也了解得最为真切。他的作品从《书谱》切入，纯以中锋运行，运笔委婉遒美，精严紧密，一点一指，俯仰安排，勾得古人笔意，整体风格古雅秀逸，有二王遗王风，所以，宋危素云：“超越唐人，独得二王笔意者，莫绍彭若。”他与米芾那种猛厉峭拔的风格样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米芾求新、求变，故八面出锋，欹侧互参，追求妍美之态，极尽变化之姿；所以，他的作品极富动荡感；而薛绍彭则以古雅为宗，强调雍容不迫的贵族化气息，在此卷杂书卷中，我们可以看到正如赵孟頫所说的那样“道祖书如王、谢家子弟，有风流之习”，又说：“脱略唐、宋，齐踪前古，岂不伟哉！”

朱熹是南宋高宗和宁宗时期出现的一位理学大师，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杰的思想家和学问家之一。他的学问强调格物致知、躬行实践、居静养气，存天理、灭人欲，具有一种不懈追求真理的精神。由于其承继道统，优入圣域，力正风教，故被人称之为“朱子”，也是宋代集理学大成者之一。
他的书法风格具有典雅雍容、冲和不迫的贵族气息。他的书翰作品用笔老练精到、一丝不苟，提按有致，笔画沉实，无浮夸轻佻之习。但同时他又十分重视节奏的变化，使之处在一种极为各谐自然的状态之中，他徐徐写来，放纵而不拘谨、严谨而又洒脱，变化而有秩序，中矩而不呆板，秀媚而不取巧，他力求实践他自己提出的“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的博大宽容的意境。他的此本书翰作品由两件作品组成，前一件用笔以篆为主，圆钦于方，第二件作品则时见隶笔，以方见长，但两件作品都是字密集，行距宽松，强调书写之势的一泻而下，用笔用墨之精熟令人拍案叫绝。其风格显得老辣苍茫，由于其单个字以取横势居多，故纵势则以字顶字来解决，这也不失为一法。杨仁恺认为此件作品“意致苍郁、沉深古雅”可谓的论。
他的书法以“韵”为核心，以“意”为手段，以“法”为外壳，具有沉着不迫的自然美感。一般而言，书翰作

本书主要收录了赵孟頫的墨迹。

大凡历代书家，博学余暇，游心斯艺，他们在书法实践中，必有甘苦之心得，于是落笔散藻，发之为文为诗为题跋为论书，虽片纸只字，却十分珍贵，纵观我国古代学理论，而往往是以感悟式的语录为多，文虽短却耐人录味。名的赵孟頫《兰亭十三跋》即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随想式题跋。
本册所记载《兰亭独孤本并跋残字》又称《赴孟頫兰亭十三跋》，至大三年（一三一○）赵孟頫春武宗皇帝之命由吴兴赴大都时，独孤长老在《定武兰亭序》一册相赠，赵得此刻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并兴之一次雷电中遭焚，幸未全烬，中另有吴说、朱郭儒、钱选、鲜于枢、柯九思等名家题跋，无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册原迹现藏本于日本东京博物院，今影印出版，以飨广大书法爱好者。

鲜于枢生于元宪宗六年（一二五六），卒于成宗大德五年（一三0一），字伯机，自书一作伯几，号困学民，亦号直案老人、寄直案老人、寄直老人、虎林隐吏。鲜于氏为箕子后裔，故亦自号箕子之裔，河北渔阳人（今天津蓟县），居杭州。至元间，官江浙行省都事。公卿入词翰，屡荐入馆阁，不果用。至太常寺黄簿。鲜于枢文人本色，并不醉心仕途，常酒酣豪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醒人耳目。晚年于西湖虎林营一室，曰困学斋，闭门谢客，不问俗事，调琴作书，鉴赏古玩，以书翰终其生。
鲜于枢与赵孟頫、邓文原一样都是主坫元代书坛的大家。他与赵孟頫具有共同的审美理想，那就是以古为新，返归魏晋及隋唐诸家之法，以超越“去古已远”的宋代书法，所以，赵孟頫对他是十分钦佩的，他说：“尝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茂，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耳。”应该说，在草书创作上他的确要胜于赵孟頫一筹。
《鲜于枢书王安石杂诗》是墨迹本，至元辛卯（一二九一）年作。原高五十厘米、长一千零二十五厘米。卷前残缺。书中王安石《示元度》、《奉酬约之见招》等四首。方逊志对此作品的评价是：“如渔阳健儿姿态充伟。”原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此卷线条

董其昌《画禅至随笔》谓：『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从总体上来说，晋书飘逸潇洒，于平和简静、遒丽自然的气氛中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变化，显得十分富有韵致；而唐人以楷书为主，于端庄沉静，短矱森严的气氛中流露出一种和谐的节奏，显得十分精到；而宋人则在唐人楷法基础之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各自标新立异，在行草天地中开创出一个崭新的领域，此皆时代使然，一代之人多有一代之风，此总体而言也。其实唐人楷书风格亦各不相同，何尝无意，而宋人行草虽新意迭出，但无不用笔精到，笔力遒劲，气势酣畅，何尝无法，此不可泾渭分明，法与意之间千丝万缕，有着密切的联系，故学书者必定以沉着为本，以楷法为尚，圆熟的笔墨技巧和深厚的传统功力是创新的基础，宋人书意生法中，意即是法，正如东坡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是也。
康里巎巎（一二九五），卒于顺帝至正寺年（一三四五），字子山，号正斋、恕叟，色目康里部人，元代著名少数民族书法家。幼年时在皇家图书馆受过充分的汉文化教育，后来做过文宗和顺帝的老师。他是个廉洁、正直的大臣。子山书正书学虞世南、锺繇，行草宗羲献。草书犹得锺王笔意，劲圆毫雄，极具个人特性。其学书极其用

杨维桢（一二九六——一三七○）为元代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杨维翰之弟，诸暨人，字廉夫，别号铁崖、铁笛子、铁心道人等。杨维桢早年曾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杨宏曾在铁崖山上筑楼，绕楼植树百株，楼中聚书数万卷，杨维桢就读其中，每天用辘轳传食，苦读五年。元泰定四年（一三二七）以《春秋》取进士，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官至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当时会修 辽、金、宋三史，他所著是《正统辨》千言，总裁官欧阳玄读之叹曰：『百年后公论定矣。』元末，擢江西儒学提举，未及上任，适逢反元兵乱，遂避居富春江，后徙居钱塘，晚寓松江，东南才俊之士投贽求文者无虚日，当疾亟，撰《归全堂记》顷刻立就，掷笔而逝。生平气度高旷，喜戴华阳巾，披羽衣，周游山水间，以声乐自随。
元代书法是一个全面的复古倾向所笼罩的书法时代，在以赵孟为代表的书家的倡导下，主张超越宋人而力追晋、唐，杨维桢也受此影响，但他取法的角度颇为奇特，首先他避开了二王，直取欧阳询，而欧字则是集北碑和二王为一体的，特别是他的《千字文》与《张翰帖》尤显婀娜多姿而变幻莫测的瑰奇之美。同时，杨维桢将目光瞄准章草，章草是对隶书的概括和提炼，其古典气息是不言而喻。据记载像杜度

杨维桢（一二九六——一三七○）为元代杰出的文学家、书画家杨维翰之弟，诸塈人，字廉夫，别号铁崖、铁笛子、铁心道人等。杨维桢早年曾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杨宏曾在铁崖山上筑楼，绕道树百株，楼中聚书数万卷，杨维桢就读其中，每天用辘轳传食，苦读五年。元泰定四年（一三二七）以，《春秋》取进士。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官至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当时会修辽、金、宋三史，他所著有《正统辨》千言，总裁官欧阳钱墉，晚寓松江，东南才俊之士投产贽求文者无虚日，当话亟，撰《归全堂记》顷刻立京，掷笔而逝。生平气度高旷，喜载华阳巾，披羽衣，周游山河间，以场乐自随。
关于他的书法明刘璋在，《书画史》中认为虽未合格，然自清劲可喜，指的是他与传统法度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然而明李东阳《怀麓堂集。中却认为：“铁崖不以书名，而矫杰横发，称其为人”。其实在元朝几家中，以杨维桢的书法最富个性，也最为奇特。他的作品将草与欧字两者长处有机地糅合了起来，能把汉、晋答有隶笔的章草，自然地融化行草书里去。在当时乃至今天看来都不失为一种创新。承名世先生在分析其《鬻字窝铭》时指出“整个书迹融合了汉隶、章草和二王的格局，并有欧阳询和杨凝式的韵味，

杨维桢（一二九六——一三七○），字廉夫，号东维子，浙江诸暨人。因其父杨宠在铁岩山麓筑楼，红楼植梅百株，楼上藏书万卷，并将梯子撤去，令其专心攻读，每天用辘皿传食，苦读五年，故时人又称其为“杨铁崖”，他喜欢铁笛，故号铁笛道人，又号铁心道人、铁冠道人、铁龙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号“老铁”、“抱遗老人”。
杨维桢是元代著名文学家和诗人，他尤喜作古乐府，多以史事与神话为题材，诡异谲怪，曾被人讥为“文妖”，且其个性倔强，不逐时流，《明史·本传》谓其“载华阳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儿歌《白寻》之辞，自倚凤琶和之，宾客俱翩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可见其风流洒脱如此，其尝在《梦洲海棠城记》中谓：“吾尝谓：”吾尝谓世间无神仙则已，有则自是吾辈中人耳，“他剧其间，与陆居人、钱惟善、倪云林、宋仲温、柯九思、张雨等诸才俊之士相契，饮酒赋诗，挥毫弄墨，放浪于形骸之外，游艺于笔墨之间，使其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杨维的传世墨迹约十余件，且都是五十岁后所书，故无法探求到他早年时学书的来龙去脉，但从其楷、行草诸体具备的遗作中来看，可其功力深厚，其书由诏追溯汉魏两晋，融合了汉隶、章草的古拙笔意

公元一二七九年元世祖忽必列灭南宋，建都大都（北京），后则凡十一帝，历时九十余年，这就是元代王朝。元代帝王如仁宗、英宗、文宗等亦雅好书法，文宗天历元年，置奎章阁，内藏历代名家书画，饮命柯九思为鉴书博士，专事鉴定内府所藏法书名画，而文宗则每于万机之暇，至奎章阁，与虞集、柯九思讨论书画，张伯雨有诗句赞曰：“侍书爱题博士画，日日退朝书满床”元代诸帝虽为蒙族人，但亦为华风所染，崇尚汉学，故元代书法继宋代之后又开创出一新的天地。从总体上来说，宋人书尚意，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语），他们在唐人法度基础之上，各自标新立异，别开生面，如果说北宋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而元代是一个以复古为创新的时代，从表面上来看，整个元代书法几为赵孟頫一人所笼罩，其实元代的其他书家亦各有特色，不可轻易忽视。如鲜于枢、康里巎巎、李倜、邓文原、张雨、俞龢、虞集、柯九思、饶介、陆居仁、揭傒斯、柳贯、倪瓒等，饶介便是元代后期的著名书家。
饶介，生年不详，卒于元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字介之，号芥叟，别署醒樵、醒翁、华盖山著书者、华盖浮丘先生童子、紫玄洞樵，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官至翰林应奉，出佥江浙廉访司

顾善夫，是活跃在元代大德年间的本个书家，名信，字善夫，晚号乐善处士，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元大德初备浙江军器提举。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谓：“信以能书称，从赵文敏公游，得其书，必镌于石，作亭匾曰“墨妙”，晚年号乐善处士。”关于顾善夫的书法史料中很少有记载，马宗霍《书林藻鉴》亦未辑录，帮无从考证其书之来龙去脉，但从此册小楷来看，无疑他受到同时代赵孟頫的影响。册后题目：“皇庆三年春正月上浣之吉三教北子顾善夫施于建业西湖之宝莲禅院。”皇庆三年为一二一四年，相距他在大德初为浙江军器提举已有十六七年，当为他晚年时为宝莲禅院所书。此卷小楷写在染色绢土，以乌丝栏打直格，通幅写此卷小楷时心无翳，指有余闲，而以虔诚之心，凝注精神于字里行间，故能首尾贯注，一气呵成。唐代有经生书，即一些以专门从事抄经为职业的书手，而历代文人墨客亦有信奉佛教偶尔写佛经以为功德者，前者抄经都有一定模式，而后者则比较写意，这是二者之间的微妙差别，此卷小楷小楷与唐人经生迵异，更有一种文人的书卷之气溢出于字里行间，因此在书写中更注重个性的抒发，无疑此卷作品当为历代写经中的精品。今影印出版，或右为有志于小楷书法爱好者参考赏习。

明代继元人书风，依旧崇尚贴学。明太祖朱元璋替代蒙古统治者，定都金陵，成祖朱棣更移都北京。朱元璋私疑心重，用刑亦苛，特别是对张士诚势力范围内的许多士人心存疑总，或遣边远，或受株连，相与结舌，噤若寒蝉，故书坛沉寂，至成祖时，方始留意翰墨，尝诏求加上方善书之士以写外制，简拨精于书法者授中书舍人以写内制，更在中书舍人中选出二十八人专习二王书，并出示内府所藏名人法书手迹，供其摹习，其后仁宗、宣宗、世宗、神宗诸帝皆雅好书法，于是风气大开。明代书法大致可分成三个时期：初期以三宋二沈为代表，即宋璲、宋克、宋广和沈度、沈粲五人，初期继赵孟頫之余绪，殊少新意，书风纤弱，直至明代中叶，苏州地区出现了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书家，始由松雪上窥晋唐，风气为之一转，成为明书之中兴时期，因三子皆吴人，故一时有『天下法书皆归吴中』之语。晚明则有邢侗、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钟、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傅山高富有个性的书法成为明代书风之后劲。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明代书法崇尚气势、变化、姿态和个性的自由抒发构成了这时代的时代特色。在明代初期最有成就的书家当推宋克。
宋克（公元一三二七），卒于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字仲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