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学书以用笔为上，而研究古人的用笔非真迹不可，笔法中许多精致而细腻的部份是石刻所无法表达的，如发笔逆入时微露的锋芒，收笔时偶尔带出的牵丝以及因墨色变化而产生的枯笔、飞白等。故前人提出“间架可看石碑，用笔非真迹不可”的基本要求，遗憾的是名家真迹并非人人所能拥有，于是古人靠刻帖赖以流传，而刻帖一经凿刀斜入，面目已非，并转辗翻刻，则离真迹笔意益远，此康有为所以扬碑而抑帖也。近百年来由于印刷术的昌明，前人真迹方始通过影印传世，这实在是书坛的一件大事，我社编辑部为了满足广大书法爱好者的需要，特首次推出历代名家书法墨迹传真丛帖，通过彩版影印，力求与原作乱真，以供书法爱好者临摹、观赏和收藏，而所刊作品皆为历代名家稀世珍品，为书法研究者提供罕见的宝贵资料。

褚遂良（五九六至六五八或六五九）字登善。杭州钱塘人，曾历官誎议大夫，兼知起居事、中书令等。高宗时封河南县公，进郡公，人称“褚河南”，后迁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被贬为爱州刺史。
褚遂良是初唐著名的书法家，其书初学史陵、欧阳询，继学虞世南，终法“二王”自创一格，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家”。
此《阴符经》是传为褚遂良大字楷书的名作。全篇共九十六行，四百六十一字。钤有“建业文房之印”、“河东南路转运使印”鉴藏印。帖后有升元四年邵周重装，王镕复校题字。李惠、罗绍威、苏耆、徐倬、姜宸英、杨无咎、夏原吉、宋荦、魏家枢等跋。其中杨无咎跋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苏耆亦评之云：“笔力雄赡，气势古淡，深合魏晋遗法。”可见历代评论家对此帖给予了极大的赞美。
隋及初唐欧、虞的楷书，多以雄强刚健为其主要审美特征，笔势方劲峭拔，字态谨严凝重，而唯有褚遂良一扫北碑一统天下的局面，用萧散恬淡的笔法，去展示点画线条中的笔意和韵律。他将内撅笔法发挥到极致，一横一竖，均在寻求力量的变化和姿态上的冲突。在字的结体上，中宫抱紧，显得散而不松，疏而不稀

张旭：生卒年不详，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为官金吾长史，一说率府长史，人称张长史。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工诗书，精楷法，尤擅草书，有“草圣”之誉。时与李白诗歌、裴曼剑舞并称“三绝”。
观赏《郎官石柱记序》，可窥其艺术特点集中体现在这些方面：
一是此作严谨中显宽博。通观此碑规矩方正，法度谨严，用笔精到细致，丝丝入扣。典雅、平和、简静的二王笔法充溢于毫端。在字的结体上，作者运用外紧内松的结字方式，略展横势，使整个字势方中见圆，尤显出字内中宫的舒展宽松。在行距和字距排列上的宽绰，也避免了因用笔严谨而导致拘谨局促的现象。
二是此作静态中蕴动势。此碑势态静穆、闲适、端庄，一派＝作宇简远，如晋宋间人乙的气息。字字独立，却笔断意连，点画之间的呼应、映带，时隐现于出笔处，这给处于静态之中的楷书，带来了动势和生机。
三是峭逸中见沉着。此碑承袭初唐书风，字里行间涵泳着清健、劲挺、爽利的笔意，构成了全篇的基调。作者在书写时又注意点画的顿挫、含蓄，使富有峭拔俊逸的楷书更显得沉着蕴藉，耐人寻味。

《爨宝子碑》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四O五）立，碑文十三行，每行三十字，每行三十字。此碑于清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出土于云南宁城南七十里扬旗田，此碑与刻于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四五八）立在云南凉州蔡家堡爨君墓前的《爨龙颜碑》并称『滇中双爨』。扬旗由为爨氏祖先的族地，清咸丰初云南知府邓尔恒修南宁志采访金石时将《爨宝子碑》移置于南宁县城武侯祠后，遂逐渐受到世人的重视。是碑未行有『太亨四年岁在乙巳四月上旬立』十三字，按太亨年号是桓玄丞相对改元者，因边民消息远隔，实应为义熙元年。
此碑又名《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是著名的南碑之一。自晋东迁后，南朝历宋、齐、梁、陈，计一百六十九年，其时佛教已相当盛行，书法则工业继东晋之遗风，以贴学为尚，又由于近南朝禁碑，立碑之风不能与北朝相比，因此流传下来的碑刻甚少。《爨宝子碑》书刻时，正是隶楷错变的时期，此碑虽为楷书，但却带有十分浓重的隶意，表现在横画的收笔上波捺飞起，纯用方笔，峭劲古朴，结字则大小错落，奇正相参，极富古拙之趣。康有为为《广艺舟双辑》盛赞此碑日：『晋碑如《郛休》、》《爨宝子》二碑，朴厚古茂，奇姿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

明朝书法，初期帖学盛行，基本上都笼罩在赵孟頫的书风之下，大都妩媚圆润，缺少豪迈纵横的阳刚之气。中期虽有突破，但尚未冲破唐宋书风的枷锁。直到明末，才涌现出了一批敢于创新的书家群体，他们以一种纵横凌厉的豪迈之气，一扫当时温尔文雅、甜美柔媚的书风，成为书法革新的先驱，黄道周就是其中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大家。
黄道周（一五八五—一六四六），字幼平，福建漳浦铜山人，铜山为一孤岛（现为东山岛），中有石室，黄道周自幼坐卧其中读书写字，因号石斋先生。天启二年（一六二二）进士，授编修，清军入关，他在福建拥立隆武帝，一六四五年被清军所俘，一六四六年在南京被害，终年六十二岁。黄道周人品高，学养深，史有记载，在官二十余年，上疏三十多次，其文辞严厉，流露出先生忠正不阿的豪迈气概。

董其昌（一五五五至一六三六）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尝督湖广学政、官山东副史，至南京礼部尚书。为时政党祸，请告归，赠太子太傅，谥文敏。
董其昌的书法，素以清润虚灵、古淡散逸而驰名于世。他学书由唐宋而上溯魏晋，然以得力"二王"为最。此帖集董氏临作和创作各一件，合为一册，旨在为学习和研究董其昌书风的形成、嬗变，提供一定的参照系数。
在董氏书作中，大字较为少见，而此两件书作的字都比较大，这对学书者能清晰地看到董书用笔中那些微妙细小的变化，进而感悟到董氏书风的特点，无疑是有帮助的。
临颜真卿《蔡明远帖》是董氏于明万历二年（一五七四）七月写下的，时董其昌十九岁，始学书法两、三年左右（据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所述，其十七岁起学书，初师颜真卿《多宝塔》后又改学虞世南），这件临作是其初学书法所留下的痕迹。品读此件作品，能感受到董氏在临摹中所具有的聪慧和机巧，尽管这是他的早年习作，但用笔的提按转折以及对结字规整性的把握，已具有一定的理解程度。董氏临摹并不是机械刻板地去描摹范本，而是结合自己的个性，在风神上去力追字帖的精神，这或许就是此作给后世学人的启迪。

唐代是我国楷书的成熟时期，法度备全，端庄匀称，为后人立则二不人以规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初学者尤当以沉着为本，从唐人楷法入手，则下笔有源，结字匀称，而后流溢为行草，出之以奇崛，才能于共性中抒发个性，此所谓气知常达变"之道。其实唐人楷书虽理法大备，而唐之书家亦风格迥异，或瘦硬、或肥劲、或圆浑、或方劲，但无不骨肉相称，初学者可按自己的爱好任意选择，如能精心临摹，则一辈子受用无穷。唐代善楷法的书家极多，除知名的书家之外，更有一些佚名或名不见经传的书家，敬客所书的《王居士砖塔铭》便是无名书家所书的传世精品。
《王居士砖塔铭》正书，十七行，行十七字，上官灵芝撰文，敬客书。此塔铭刻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六五八）。敬客厂生卒年不详，亦不知为何处山林逸士，《宝刻丛编》与《宝刻类编》皆无其名，但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初唐诸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书法的全盛时期，因此敬客所书此铭亦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的影响，钱泳《跋王居士砖塔铭》曰：“《王居士砖塔铭》近日所传者非断本即翻刻本，要如此之精拓而完善者鲜矣。余尝谓唐初书家各立面目，惟是刻能兼率更一欧阳询一、中令（褚遂良）之长而独出机杼，此其所以妙也。”今观此

王铎，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亦有人称他为王孟津。明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生，卒于清顺治九年（一六五二），享年六十一岁。天启二年进士，累擢礼部尚书，福王时为东阁大学士，顺治初年降清，卒谥长安。
王觉斯一生博古好学，亦擅诗文，善画山水兰竹，精擅各家书家书法，其书法可与董其昌齐名。后人对其作品推崇备至，其酣畅劲健之笔，大有凌驾董其昌之上之势，其草书成就，确实达到了曲尽其妙之境，当代著名书法家林散之先生认为他的草书为“自唐怀素后第一人”是有道理的。
王铎所处的时代，基本上还笼罩在赵孟頫的书风之下，缺少一种豪迈纵横的凌厉之气，明末涌现了一批书法革新的群体，王觉斯就是这一群体的先驱者之一。
王觉斯这一草书诗卷，笔走龙蛇，将草书的表情达意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是其章法上的表现性极强，线条曲折委婉，参差错落，连绵不断，真所谓笔断意连，意味深长。本诗卷在章法上的另一特点是一改王铎本人在纵幅作品中行距较宽的特点，这主要是手卷作品要追求横横势的需要，无法像长幅巨幛在纵势上一泻千里，故而在线条的粗细、结体的大小上，形成了小珠大珠落玉盘的章法特色。其次，王铎本诗卷用笔相当潇洒，具有灵动感，这是与

大凡历代名家书迹，特别是唐、宋、元诸家墨迹，多数藏之皇室内府，及封建帝制肖亡，这些真迹又大多为各大博物馆所收藏，极少有流散于民间者，古之学书者无缘得见名家真迹，不得已赖刻帖以事临摹，但刻帖一经工匠凿刀下石，笔意已失，后又转辗翻刻，面目全百，此康有为所以扬北碑而抑而帖，于是清代自乾嘉以后，贴学渐衰。碑学始盛，研习篆隶北碑之风盛极一时，此亦欲换刻帖靡弱之书风，矫本过正之举也。近百年来由于印刷术的倡明，历代名名家真迹得以影印传世，虽下真迹一等，只是 与原迹无毫发失真之处，此实乃书坛之福音，遂赋帖学以新的生命。其实碑学与帖学各有所长，碑能强其骨，帖可养其气，学篆隶楷法以碑学为主，学行草则非帖学不可，此碑帖皆不可偏废也，近十余年，仿真印刷问世，其效果几可与原迹乱真，如日本二玄社之仿真印刷，但价格昂贵，一般读者无法问津，为此我社拟出版一套仿印刷系列字帖，以价廉物美公诸同好，《蔡襄墨迹选》便是其中一册彩版影印的字帖。
蔡襄，（一O一二——一O六七）北宋书法家。字君谟，其祖先本光州人，后居兴化仙游（今属福建），迁莆田。官至端明殿学士，知杭州。谥忠惠。善书，工正、行、草书，也善章草。书学虞世南、颜真卿

晋人书以尺牍见长而以韵相胜，缘当时人物以清简为尚，以虚旷为怀，或假手于翰墨，或品析于锋杪，殚精竭虑，沉酣斯道，又缘二晋人物，丰神疏逸，姿致萧朗，俗好清谈，以超脱之情游戏笔墨，于是风流相扇，艺文益精，落笔散藻，自然可观，故虽非名法之家，然其书亦楚楚可观，从而蕴酝出晋人书[以韵胜，以度高]的时代书风，正如马宗霍《书林藻鉴》所谓：[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家，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这种以游戏三昧，超然于功利之上而又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创作心理造就了晋人书法的高度。从流传的晋人作品来看，除二王之外，另有一件稀世珍品，即被列为《三希堂法帖》之一的《王殉伯远帖》便是东晋士人的代表作品。
王珣，字元琳，幼时小字法护，为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王珣生于晋穆帝永和五年（三四九），卒于安帝隆安四年（四○○）孝武帝司马昌明，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司马昌明，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并领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三九七）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寻以病卒，终年五十二岁，谥献穆。
王珀一门都是书家，又是王羲之的侄子

草书《古诗四帖》，传为张旭所书。墨迹本，五色笺，共四十行，凡一百八十八字。曾经宋宣和内府、明华夏、项元汴、清宋荦、清内府等收藏，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张旭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字伯高，江苏苏州人。曾为官金吾长史，一说率府长史，人称＝张长史气他工诗书，精笔法，尤以草书最为知名。他嗜酒，与李白、贺知章等为"饮中八仙"传其常于醉中以头濡墨大书，世称"张颠"。张旭的书法取法于"二王"张伯英，时与李白诗、裴曼剑舞并称三绝。
张旭的草书以雄浑奔放的气概、纵横捭阖的笔姿和恣肆浪漫的势态而为世人看重。唐吕总《续书评》云："张旭草书，立性颠逸，超绝古今。"宋苏轼《东坡题跋》载："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为神逸。"宋米芾《海岳书评》石："张旭如神纠腾霄，夏云出岫，逸势奇状，莫可穷测。"明项穆《书法雅言》："其真书绝有绳墨，草宇奇幻百出不逾规矩，乃伯英之亚，怀素岂能及哉。"清刘熙载《艺概》云："韩昌黎谓张旭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此语似奇而常。夫鬼神之道，亦不外屈信阖辟而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古诗四帖》集中体现了张旭草书的风格特点。通篇布局大开大合，大收大放，在强烈的跌

三国到西晋时期，在我国的书法史上是一个篆隶楷行草诸体杂陈的时期，楷书由隶书蜕化而来的同时也产生了行书，又显得很不成熟，另一方面草书的问世虽然比楷行要早得多，但除少数书家专攻此道之外，依然未能在实用中得以普及，我们可以从赵壹的《非草书》中看出这一点，因此当时在正规而庄重的场合人仍用篆隶。非正规普通文书或书信则以楷行草居多，近百年来，从敦煌和居延、楼兰等出土的漢简、木牍、残纸中已开始用章草或行书来随意书写。在魏建安十二年（二○七）年曹操下令禁止刻碑，西晋武帝咸宁四年（二七八）也曾下诏禁碑，这就给墨迹书写带来了契机，从而开创出帖学的局面。西晋时期（公元二六五—三一六年）的著名书家有卫瓘、卫恒、索靖、陆机等，惜年远代湮，作品都已散佚无存，惟陆机《平复帖》得以流传，可以说这一件无上珍品是我国最早的名家真迹。
陆机，字土衡，吴郡吴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生于魏元帝景二年（二六一），卒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三零三），终年四十三岁。其祖父逊是三国吴名将，曾任大都督之职，其父陆抗亦为三国吴名将，曾任大司之职，陆机少时亦任吴牙门将，吴亡后退居乡里，闭门读书，面壁十载，晋武帝太康十年（二八九）陆机与其弟陆云

被号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真迹传说被唐太宗李世民陪葬于昭陵之中，李世民一生酷爱王羲之书法，贞观初年曾下诏出内府金帛，购求王字、得一千五百余卷，其中真伪杂陈，更命魏徵、虞世南、禇遂良鉴别整理，而唐太宗在诸多真迹中尤情笃于《兰亭序》，爱不释手，常于深夜把烛学《兰亭》，为了使此名迹得以流传，他生前曾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精工模榻，又命虞世南、诸遂良各临一本，现藏于北京宫博物院的《兰亭序墨迹三种》即冯承素摹本和虞、褚的临本，千余年来，历经战乱，此三种墨迹能神奇般地流传下来，实乃幸事。
王羲之（三○七——三六五），字逸少，山东临沂人，尝官右将军，故世称王右军。他出身于晋室的名门望族，祖父王正，父王旷是王导之堂兄，曾任淮南太守。王羲之初为秘书郎，后历任临川太守、征西参军，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护军将军等职，永和七年（三五一）拜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在任四年，于永和十一年辞官，隐迹山阴，与诸名士游于山水之间，放浪形骸之外，他的不朽名俆《兰亭序》便是在永和九年（三五三）三月三日时写的。当时他邀请了谢万、孙绰等名士及其亲友四十一人雅集山阴（绍兴）之兰亭，曲水流觞，修袚褉事，临流赋诗，及

纵观我国的书法史，自东晋二王开始一直到清代中叶，帖学始终占有主导的地位。历代书定在行草书体上无不以帖学为尚，碑虽可以强其骨，却无法养其气，灵动的气息，墨色的变化，笔意的情趣以及微妙的技巧在名家的墨迹中行到了充分的体现。碑以篆隶楷书为主，以示庄重，而帖以行草为主，以示写意。帖学主要包括尺牍、稿书、手卷、诗笺、文册、便条等形制，故所谓法帖者，无非只是一些吊哀佤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的信扎或一些诗文的手稿而已，其初意不在书，逸笔余兴，淋淳军洒，或研或丑，百态横生，往往天机自动，妙合自然，黄庭坚《论书》谓：“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末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纸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这种超然于法度之外而又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的心态在前的人的尺牍中得到了淋淳尽致的表现。晋人法书的丰神劲逸，姿致萧散的韻味，我们可以在王羲之的尺牍中行到体味，正如王世贞《世苑巵言》所谓：“晋人书虽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为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笔散藻，自然可观”这正是晋人法书的妙处。
王羲之，字逸少，瑯琊临

如果说『唐人尚法』主要体现在矩*森严，用笔精到细腻，结字端庄匀称的楷书方面的话，在这理性世界的反面，酣畅淋漓，放轶超逸，解衣盘礴的狂草又将人们带入一个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感性世界，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人物便是张旭和怀素，他们近乎颠狂式的创作激情完全超然于法度之外，当其兴之所至随意挥运之际达到了一种“纵心所欲”的忘我境界，当酒酣耳热以“大醉”之状在纸、壁上驰聘时，这是一个活脱脱的抒情境界，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唐人的狂草依然未脱离法度，达到情与理、法和意的完美统一，怀素的《自叙贴》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怀素，字藏真，俗姓钱，湖南长沙人，生卒年不详，但据《怀素小草千字文》后署款“贞元十五年六十三岁”推算，当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大约他活到六十三岁，则卒年当为贞元十五年。怀素是唐代著名诗人钱起的侄儿，自幼即入空门，事佛之余，颇好笔翰，因家贫无钱买纸，乃于居所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又用漆盘练字，至盘为穿，弃笔成*，且其性疏放而不拘细行，洒酣兴发，每遇寺壁里墙、衣裙器皿，靡不书之，故时人称之为“狂僧”。大历十二年（七七七）于洛阳见到颜真卿，颜并为他作《怀素上人草书歌序》，入长安后以书翰交游之公

大凡一个书家当其主导风格形成后就会保持其相对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书家所形成的风格会日趋圆熟和完美；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书家会书写中消减其火气，由阳刚向阴柔逐渐靠拢，于是他的作品会自趋平淡和简静起来，正如苏东坡所说的“渐老渐熟，乃造于平淡”，换言之，这是一个艺术家由第一自然，经过人为的努力，逐步向第二自然的升华过程，这也是 一个“人书俱老”，超然物外，从而达到“纵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唐代著名书家怀素便是一个颇有研究的代表人物。
怀素，字藏真，俗姓钱，是唐代著名诗人钱起的侄子，其生年据《小草千字文》跋：“贞元十五年，六十三岁。”则当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但根据《清净经》跋，则可推出他生于开元十三年（七二五），座年不详，至少他活到六十三岁。怀素幼入空门，事佛之余，雅好书法，因家贫无钱买纸，乃种芭蕉万余株以供其挥洒，并名其庵曰“绿天”。其性疏放不拘细行，又嗜酒凡一日九醉，每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裙器皿，磨不书之，曾自叙云：“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又云：“人人来问此中妙，怀素自方初不知”，故时人称其书为醉僧书。怀素学

王羲之书法对初唐书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楷、行书上，也体现在草书上，孙过庭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孙过庭（六四八——七○二？）字虔礼，据窦《述书赋》谓或称富阳人，据张环《书断》谓或为河南陈留人，但据《书谱》又自称江苏吴郡人。其生卒年不详，据陈子昂（六六一——七○三）撰《率府录事孙群墓志铭》谓：《四十见君遭谗之议。》又在《祭率府孙录事文》中谓：《忽中年而颠沛，从夭运而长徂。》中得知孙过庭曾遭人谗言，中道夭殂，亦根据《书谱》中有《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时逾二纪》，而《书谱》书于垂拱三年（六八七），十六岁为志学之年，十二年为一纪，则写《书谱》中有《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时逾二纪》，而《书谱》书三年（六八七），十六岁为志学之年，十二年为一纪，则写《书谱》时正值四十岁左右。按此推算则可知孙过庭大约生旅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其卒年必在陈子昂故世之前，陈子昂卒于长安三年（七○三），故孙过庭大约卒于长安二年。孙过庭一生官运并不亨通，遭遇困厄，官至右卫骨曹参军、率府录事参军。幼尚孝悌不及学文，长则闻道博雅善文，由于一生不得志，加上遭他人谗言，最后病死在洛阳植业里之客舍之中。
孙

颜真卿（七0九-七八五）是唐代最为著名的书法家，他在书法上的造诣不仅体现在楷书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的行书上。颜真卿的书画平竖直，结字宽搏，字里行间，透逸出一派端严庄重，丰腴雄伟的大家风范，而他的稿行书却天机灵动，矫变激越，被人称之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姪稿》墨迹便是颜真卿稿行书的代表作品这是一篇祭文手稿唐玄宗时，天宝十四年（七五五）安禄山谋反叛乱，河北诸城失守，惟独颜真卿举义兵保住了平原城。其堂兄颜杲卿也於常山奋起抵抗，杲卿之子，真卿之姪季明则联络于平原与常山之间，至德元年（七五六）常山被史思明所破，杲卿与季明被俘，惨遭杀害。乾元元年（七五八）颜真卿命其侄泉明（季明之兄）至常山将季明之头颅带回来重祭，颜真卿在内心极度痛苦与悲愤的情况下写下了这篇《祭姪稿》故字里行间中充满着一种悲懑激昂的心情。有人说此幅稿行字中有怒气，事实上有部分因素是指内容而言，当然颜真卿在书写这篇祭文时，并没有将其作为一幅作品来写，所谓“意不在书”，天机自动，故而此件作品能达到一种“无意於佳乃佳，不求工而自工”的自然境界。试观通幅作品，点画飞动，沉雄郁勃，笔力苍腴遒劲，纯以中锋挥运，信手万变，气脉贯注，正如王世贞《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五三）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当时的名人如谢安、谢万、孙绰等四十一个在山阴会稽（今浙江绍兴）之兰亭设曲水之宴，举行褉事。雅集之际，各自赋诗，诗成之后乃请王羲之作序，为后人留下了这篇千古不朽之名作《兰亭序》。王羲之是东晋著名书家。有『书圣』之称，而这篇《兰亭序》又是他的代表作品，被后世人称为『天下第一行书』，这幅作品自然受到书家的重视。相传王羲之写此序时，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宜。是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一觞一咏，足以极视听之娱，在这种心情下，再加上酒的作用，王羲之之以鼠须笔，左伯墨，蚕茧纸，在三才交泰，五合并臻的情况下，使其在书实褉序时如有神助，王羲之在醒后重新书写了数十通竟无一胜过前者，这又给此序蒙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兰亭序》为行楷，其所以被后人捧为圭臬，就在于此幅作品于平和简静的气氛中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随着流转的笔势而表现得如此贴切，如此自然，如天成铸就一般，通幅字势似奇反正，若断还连，忽藏忽露，时方时圆，於精到的笔意中不拘一格，於信手挥运之际呈露天机，充份体现了晋人书以韵相胜，以度相高的时代书风。此册后有米芾所

被号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为东晋著名书家王羲之的代表作品。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五三）三月三日，王羲之与当时的名人如谢安、谢万、孙绰等四十一人雅集兰亭（今在绍兴市郊），以为修禊之事，故设曲水之宴，临流赋诗，诗成之后，众人共推王羲之撰序并书，羲之微醉乘兴，即席挥毫，写下了这篇千古不朽之名作。这一天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羲之仰观宇宙之大，品类之盛，联想起人生短暂，不禁感慨万千，故而此序不独文笔优美委婉感人，而且书法超逸绝麈，两者可谓珠联璧合，相交辉映，成为千古绝唱。当王羲之以鼠须笔蘸左伯墨，在蚕茧纸上挥运之际，仿佛三才交泰，五合并臻，如有神助，及其醒后，复重书数十百通，神化之笔竟不可再得，此中缘故因是羲之当初书写此序时，意不在书，所以天机自动，一派自然，所谓“无意于佳乃佳，不求工而自工”也。可以说这是收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张怀瓘《书议》评谓：“逸少笔迹遒润，独擅一家之美，天资自然，风神盖代。”方孝孺亦评曰：“学书家视《兰亭》犹学道者之于《语》、《孟》，羲献馀书非不佳，惟此得其自然，而兼具众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动容周旋中礼者，非勉强求工者所及也。”晋人书以韵相胜，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