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综合研究客家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生活状况与人文性格特征的一部专著。书中对客家妇女研究的学术史作了简要回顾，讨论了客家基本住区上古以迄唐宋的自然环境和“蛮夷”分布状况，重点论述了在程朱理学妇女观的影响下，客家妇女生活的演变情况。勾勒了西方宗教在赣闽粤客家地区传播的概况，概述了传统宗教信仰和婚姻习俗在近现代客家妇女生活中的遗留。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研究对客家妇女是深化客家学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因为从民族交融的角度，客家妇女身上更多的体现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从客家文化承传和演变的镀，儿孙们更我的从母亲、祖母身上而不是从父亲、祖父身上学习语言、接受宗教信仰、生命礼俗、生命禁忌、民间故事等民俗文化，也就是说妇女在族群文化承传方面起的作用更大。把客家妇女的文化渊源和文化特征搞清楚了，对于客家文化的认识深入了、推进了。

本书介绍了近代上海的社会现状，共分三部：寻求都市梦、立锥之地、上海屋檐下。包括到上海去、人力车世界、逃离棚户区、小市民之家、石库门后等内容。

本书主要辑录并考订唐代园林别墅之空间位置、园主姓、造园时间等，并以简注今地名式确定其地理位置，园主则主要考证以官职、封爵、谥号、科弟、排行、地望及字号等相称呼之人物姓名。
本书辑录唐代园林为草创，重在私家园林，但个别州郡之游览场所因性质不同，归属产权无法准确判断，亦酌情录入，虽恐招至体之訾议，但或可资考证。
本书按唐代道、州（府）、县来编排。道及州府县次序大体依据唐李吉甫《无和郡县图志》。凡《元和志》关漏之州府县名，则据《新唐书·地理志》补入。两京地区采取先城内后城外之方式，坊里次序体依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未能确知为保坊（里）、乡、县、州（府）者，依次附列于该州（府）、道之后。
园林之空间位置自唐迄今虽无大变化，但沿革有古今，名称屡改易，地理志、方志之记载绘纭繁杂，本书考订唐园一般仅据原始文献，求信实有据，不钩深索隐，不详列后出所有文献。有些材料虽下断语者，则云“疑作某某”，有些囿于史料无法考知者。
本书充分利用诗、文、史傅、地志、笔记、碑刻等原始文献，凡立条目，皆有出处依据，尽量避免臆测，以求信实。对前人及贤之研究考证成果，尽量征引，并标明出处，以示尊重。

今人所说之南洋，包括明代之东西洋而言。所谓东西洋之称，似首见于《岛夷志略》，至明代开始盛行。大致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拉以西，质言之，今之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昔日大食人亦以此两地为印度与中国之分界。然在元代以前则概名之为南海或西南海。
冯承钧先生，号子衡，湖北汉口人。清末赴欧洲留学。初在比利时上中学，后入巴黎大学，专攻法律。民国初年回国，曾经任职教育部，又曾经一度在北京大学教书。他在法国学问兴趣旁及语言文字以及西域南海古代的历史地理，因此收录各种字典、著作甚多。他在巴黎时，曾经想将安南（今之越南）的古今地名依照汉字和近代罗马字对音，作一对照表，以便研究安南历史地理用。因此请教于留法的安南学生，竟不得要领。后来先生回国，由于生活困迫不得已将所收集的各种字典、书籍统统卖给北平图书馆，而安南古今地名对照表也因此始终没有写成。后来每当说及此事，先生便不胜感叹。
冯先生对于南海古代的史地，不仅翻译了许多法国汉学家的名著，还采用了国内前人的考证，也加入了不少个人的心得。赵汝骀的诸藩志，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游记，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杨炳南的海录等等，多为研究十三世纪以后南海古代史地的重

“宝文堂书目”另有一个特点不是书名下边多注明板刻，足以考见明代板本源流晁氏收藏宏富颇有在其他著録中不见或罕见的书画名，如子杂门著録“东轩筆録续绿”“续绿”除见于宋史艺文志而外，别处几未见过；乐府類著録“稼轩余兴”，恐怕是辛弃疾记号的别一个本子，而这个本子几乎僅见于本目的著録；医书類著録“东坡集乐方”可能是“苏沈二内翰良方”苏轼医方部分的蓝本，沈括医方部分的蓝本是很清楚的苏轼的却一直没有搞明白，这材料就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红雨楼书目”所收明代集目较多，“明诗选”部分更详注作者的履歷，是有明代艺文的宝贵资料。若以本目与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明代集部互勘，呆互为補充。这是本目另一重要价值。

“大同”，儒家的理想社会，它一直为人们所向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经常提到“大同”，孙中山就想望“成一个大同之治”。至于系统论述，并以之名书的则是康有为。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出“无邦国，先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引起人们的注视，但他的大同思想孕育较早，而《大同书》的撰述却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康有为政治生涯的递变，他的大同思想前后也有显著差异。因此，正确评价《大同书》，弄清其酝酿、写作、出版的过程，无疑是必要的。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写在竹简上的史书，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其原简早已散佚，由后人重编者称为今本，由后人从古书中辑录者称为古本。本书是对古本的整理研究，并附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修订本是在本社1981年版基础上，由方诗铭校注。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的一座古墓裹出土。这部史书书写在竹简上，被称为《竹书》；由于它按年编次，又被称为《纪年)。有时还冠上出土的地点，被称为《汲冢竹书》或《汲冢纪年》。一般称为《竹书纪年》。这座古墓出土了一批古书，《竹书纪年》仅是其中的一种。
《竹书纪年》原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史事。周幽王以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以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二九九年)为止。

本书共12编,60章,论述了文献学的范围、任务、古代文献的流传、类别等问题,并介绍了版本、校勘、目录等有关整理文献的基本知识

随着全球化的浪潮，现代性的自我矛盾、自我分裂，在人文学术的处境变化中获得充分的表露。西方人文主义并未能幸运到能逃避其内在矛盾的发展，因而它自身就是分裂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是“人”，它转变成现代性的哲学表达就是主体性，但是后现代主义今天不但宣称哲学根本上要放弃追求那个大写的“真理”，主体性消失了，甚至说“人已死了”。与此相伴的是所谓“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自然科学特别是技术与市场机制的扩展，迅速地改塑
着人文学科的空间，即使是学院体制内部也不能幸免。人文学术今天的悖论是：一方面人类因为迫切需要生产一种创新文化和提供作为选择的独特生活方式而特别需要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种知识生产不仅受制于内部的观念冲突，而且受制于外部的生存条件。如何破解这个悖论，实在是现代性研究的关键之一。
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提示了巨大的研究空间，本丛书以此为目标，并不表示怀抱着短时间内就对它展开全面研究的雄心，而只是在提倡以一种持续、局部的具体问题之研究，尝试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地逼近这个目标。对于中国的人文学者而言，无论是中国的现代性，还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人文学术，都是道地的“为己之学”。

传播学是近年来兴起的学科，它包罗了新闻、报纸、广播、电视，乃至网络等各种传播手段，是一门方兴未艾的综合学科。有关这门学科的研究也在全面展开。本书为首家专门发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刊物，现已出到第三期。本期主要包括十一个方面的内容：传播与媒介理论、新闻传播研究、新闻报道与政府行政、传播史研究、新闻传播教育管理研究、传播教学技术研究、体育新闻理论、纪录片论。

研究古文字，特别是研究甲骨文，一向被人视为高深艰难的学问，犹如”阳春白雪“，知音少而和者寡。又由于多年来忽视普及工作，缺乏普及性的著作，能看懂有关甲骨文（及其他古文字）方面的论著的读者也就不多，它的”群众基础“远不如文学等学科的广博深厚……所以，日后如何做好甲骨文（及其他古文字）的普及性工作，把研究成果采取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广大人民群众，从根本上培植基础，肥沃土壤，确实是颇关重要的问题。
卷内计收长短不一之文凡九十有二，其写作时间前后逾二十年。各文执笔之时，全凭兴趣，故各自独立，彼此实无内在联系，更无系统可言。此次修订，主要是文字上的校订润色，并改正若干原文中的错误。既然是合三书为一集，为便观览且收同类相聚之效，乃将原有篇目次序打乱，略依所“谈”内容，重予类次。大体上是先之以日月山川草木，次之以鸟兽虫鱼，又次之以杂物奇怪，再次之以世间人事，复以稍具综合性之娄文殿后。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传承发展，至隋唐进入极盛时期。晚唐武宗灭佛，佛教逐渐衰微。经宋、元、明、清高僧大德的努力，各宗仍有新的建树。鸦片战争以后，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佛教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撃。
《威音》佛刊于1930年1月创刊，初为半月刊，至第二十五期，始改为月刊，于1937年9月停刊，共出版七十八期。原刊载文章以论说、宗乘、释经、密乘、译述、杂记、专着、演坛、新闻等九类分期出版。受杂志刊物篇幅限制，有些文章连载跨度达数年之久，分散在各期之中，稽索甚杂，阅读不便。现香港志莲净苑文化部发愿将《威音》佛刊以（文库）形式重新归类编集，请吴立民先生任主编，重新标点整理，参照原刊物分类将全书分为论说、宗乘、释经、密乘、译述、杂记、专着、演坛、新闻九卷。原刊物首面图书亦集中附于（新闻卷）末，并于各卷末附列（《威音文库》总目录）。

山阴沈复粲，清乾嘉时人，藏书之富著称越中。本书目以四部分类，搜罗戏曲尤广，如《传奇》556种，《名剧汇》72种，《古今名剧选》56种等，蔚为大观。另外所收明人著作亦多今日少见者。末附书名、作者名索引。

《赵定宇书目》记录的赵定宇所藏的书目，编写形式实际上是账簿式的，虽然也分了类，但类列极不精密。本书在影印时没有更动原文，只是把正确的放在后边的括号里。书后附有四角号码索引。
赵用贤，号定宇，明代常熟人，喜藏书和刻书。该书目是其私人藏书目录，原为明清之间的旧抄本，曾经曹寅(楝亭)等名家收藏。书目中有《稗统》全部244册目录等不见于他书。末附书名索引。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经学无疑占据着特殊地位。经学典籍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文体是，是那个时代“真理”的鍟 而且由此成了奠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那么，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史学——的“现代化转型”时，当然是绕不过经学这道“坎”的。
现代性研究在当今中国可谓方兴未艾，尽管现代性本身已经绝对算不上新鲜的话题。中间正流行着各种各样翻译介绍西方者的现代性批评论著，从哈贝马斯到查尔斯·泰勒，从福柯到夏尔·波德莱尔，说明现代性研究本身作为对现代现象的总体性反思，如何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和热情。同时也展示了现代之后的世界，精神之芜杂和意向之分歧。不过我们组织编纂出版这一套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并非只是泛泛地参与到对时代核心问题的讨论之中，而是自学地意识到现代性研究中两个相互勾连的环节：第一，中国的现代性；第二，现代性视域中的人文学术。

本书是当代日本著名中国学学者小野和子的代表作。它以明代万历年间到清初晚明政权覆灭的政治史为背景，围绕这期间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比较具体地考察了被称为东林派或东林党以及其后继者复社的形成过程，主要成员、主要见解，组织和人际关系。虽说题名为“党社考”，但本书并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考证”之作，而是夹叙夹议，可谓一部从党争角度描述的晚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