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收录凤归云、天仙子、竹枝子，破阵子，倾杯乐等唐五代词选。

巾箱本者，昉于南齐，盛于宋世，明清以降，代有新制。所谓巾箱，旧时随身小箧以贮巾帕之类杂件者。古人行诱坐卧，不时而诵，书必随身，故小其规制，以储巾箱；行则便携，卧则便览，闲暇间便把玩。故巾箱本虽为书林之季弟，而推尊夫子“学而时习”之义，居功亦伟。所惜近世以来，西风东渐，书崇洋装；踵事增华，日趋累重。携挟则如牛负载，卧读则片时叹难；更有甚者，腴外枯中，重椟轻珠，误导读者，其去书之真趣益远。上古社巾箱本丛书有为而作，比照历代巾箱本之经验得失，旨在返朴归雅，弘扬国光；制欲其小，而存真全豹；价欲其廉，而臧择版本；选目求的当，而尤重性情韵趣；组合以类从，而散购集藏，感惬人意。加以宣笺生香，套印活色，点校严谨，版面灵动，是所谓花大力气、大心血于小丛书，令人一见之下，爱而不能释手者。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书不在贵，有格则韵。因此“书韵楼”为丛书名，大雅君子，当有会心。是为序。
本函收《南唐二主词》、《濑玉词》、《纳兰词》3种。

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人们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治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它们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精髓，它们塑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唐代更是古内诗歌最发达的时代，唐诗成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精神遗产之一，影响久远而巨大。明清时俗谚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通俗地形容了唐诗对人们学诗的典范作用。“三百首”的数量，除了遥接“诗三百”的典故之外，还巧妙地表达了人们对读唐诗取精用宏的态度。

本书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所著四部断代史的第一部。本书初版于1941年,后多次重版,是研究上古先秦史的最基本参考书之一,已成为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与吕著其他各部断代史一样,本书也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政治史,按历史事件的顺序编排;后半部为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办法叙述。
《先秦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列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专著汇编之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书后附有人名、地名、引用书目和篇名的索引。《先秦史》在“论古史材料,古史年代,中国世族起源及西迁,古代疆域,宦学制度,自谓甚佳”。

本书是吕思勉先生为实践近代新史学理想而写作的中国通史，上起远古，下至民国初年，资料丰富，体系完整，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上海史研究译丛》精选当今海外一流学者有关近现代上海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可读性和学术性兼具，并由国内专家翻译。海外学者以独特视角、独有材料和独到见解，对上海历史作出有别于以往的解读，内容涉及上海道台、警察、妓女、工业家、侨民、同乡会、救火会、苏北人等众生相。
本书以苏北人作为个案研究，探讨了原籍是如何逐渐成为汉族中界定族群身份的依据的，解释了籍贯怎样构筑社会等级和社会对立，揭示了中国城市居民面临的这一方面的问题。

范当世1854年出生于通州城（今南通市）内有一个诗书世家，原名铸，字铜士，更名当世，字无错，号肯堂，因排行居一，世称范伯子。他是清代末年杰出的文学家，同光体诗人，也是南通市近代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范当世幼即聪颖警悟，先后从通州城内有名望的塾师王兆榛、顾金标学习八股时文。15岁首次参加州试取得第二名，17岁院试为廪贡生员，但此后九次应南京科试，未得一第。青年时代的范当世结交了张謇、顾锡爵、周家禄、朱曼君等意气相投、声气相求的朋友，研讨学问，关心国事，促使了当时通州“士风稍隘，识分敦静”风气的转变。当世25岁后负籍出游，初从著名文艺理论家、兴化刘熙载学习《艺概》，继从桐城派古文大学、武昌张裕钊学习古文法，并为张主持修篡的《湖北通志》担任“婺妇传”部分的主笔，复得张裕钊等介绍，为冀州知州、古文家吴汝纶主持观津书院。38岁上，范当世以一介穷儒身份应时相李鸿章邀请，至天津任李家庭教师四年之久。甲午战争后辞馆南归，曾任东渐书院山长，此后，抱疾与张謇等一道致力兴办家乡教育，并为之撰写了多篇鼓吹教育改革的精辟论文。
范当世在中国控史上的成就主要是在文学活动尤其是诗歌创作方面。他的诗作题

收人這個集子中的三十九篇文章，有三十三篇曾發表在不同刊物和論文集中。其餘六篇則是從我與安作璋先生合著的《秦始皇帝大傳》、《漢高帝大傳》、《漢光武帝大傳》中摘出的。這些文章的寫作時間是1981年至2004年，前後差不多經歷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文章涉及到秦汉時期近百位歷史人物，但算不上對此期人物的系統研究，因為有許多對此期歷史進程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物還没有論及。這些文章大多是我在讀史過程中偶有感悟，興之所至而形諸文字的。这就是作者將这本論文集定名為《秦漢人物散論》的原因。
研究歷史人物，一方面要求研究者對其所處的時代特點，特别是當時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和道德理想有一個比較準確的把握，另一方面，更要求研究者沉潜到每個人物不同的生存境遇中，與他們進行心靈的對話，梳理其心路歷程，展示其喜怒哀樂，詮釋其因應時代機緣的得與失。從而“起死人而肉白骨”，讓逝去的歷史人物活脱脱站立在讀者面前。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我的歷史人物研究僅僅是朝着這個方向努力的嘗試，究竟有幾分成功，還請讀者諸君評判。

本书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作者从民间流传的故事为基础，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创造出不少优秀作品。
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作者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基础，通过他的艺术加工，创造出不少优秀作品。最早刻本为乾隆三十一年（公元一七六六年）柯亭本，十六卷，四百余篇，但篇目并不完备。 一九六三年，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由张友鹤先生辑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简称〔三会本〕），厘定为十二卷，篇目有所增补。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子。为了满足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我们将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一九六三年版的〔三会本〕重新出版，井请章培恒同志写了《新序》。《新序》除了对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作了评价之外，还对本书的会校、会注、会评分别作了分析批判。原辑校者张友鹤先生的穴后记衫，对本书的辑校工作作有详细的说明，仍附在书后，以供读者参考。
本书附录部分原有《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三篇，系张友鹤先生从黄炎熙选抄残本裹辑得。近年来经美英学者马泰来、白亚仁考证，这三篇均非蒲松龄作品。穴波斯人衫系宋濂所作，见《宋学士全集》卷二十八；《猪嘴道人》作者洪迈，载《新校辑

本书分“正文”、“考证”两部分，正文部分约十六万言，考证部分预定三十万言；正文用叙述体（必要处也参考证），文字以浅显为主，除必不得已处，不引原文。考证部分拟仿崔东壁《考信录》的体例，定名《春秋考信录》（可作为《考信录》的续编看），与正文可分可合。这考证部分的材料已大致搜集完备，正拟着笔，而时局人事都不允许我在短期内完功，只好暂时搁置了。好在正文本是独立成书的，先行出版，亦无不可。
正文中只有第一章有附注，这因第二章以下都另有考证，为免除重复起见，所以从略（考证部分既定名为《春秋考信录》作为崔氏《考信录》的续编，则春秋以上便不必追述，所以只得把这部分的考证附在正文中作注。因本是考证而不是注，故稍嫌繁琐；其用文言文写，也因此故）。我向来主张：凡著通史，每一件大事都应该详其来龙去脉；每一个时代的前后关系，不可割断。为贯彻这个原则，所以本书以春秋的历史为中心。而附带述及太古至西周（愈前愈略）的历史（第一章定名为“西周史略”者，以西周史事较详之故）。我本另撰有“战国史略”一章附正文的最后，因友人杨宽正先生（宽）也正在替齐鲁大学撰写《战国史》，体裁完全和这部《春秋史》相同，可以合成一书，故我把已

《南翔镇志》共十二卷，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南翔镇人张承先编纂、程攸熙增订的一部南翔镇镇志。
南翔镇志最初名《槎溪志》或《槎溪里志》，共三卷，南翔镇人杨志达编撰，康熙五十一年(712年)完稿，未曾刊刻流传。约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张承先据此续编，仍称此名，也未刊印。至嘉庆十一年( 1806年)， 程攸熙在张承先稿本的基础上，删繁订讹，并增补近三十年的史事，改名《南翔镇志》，于次年由寻乐草堂付梓。民国十二年（1923年) ；陈柟依据嘉庆木刻本和传钞本精心校勘，由凤翥楼铅印成书。该书设疆里和营建、小学、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志八门，卷首附《南翔镇图》和《三槎水利图》、《云翔寺图》，另有嘉庆十一年嘉定知县吴桓、嘉兴知府李赓芸、增订者程攸熙，及民国十三年(1924年) 陈柟所撰序各一篇。
杨志达和张承先的《槎溪志》或《槎溪里志》的两种稿本，距今二百余年，已经失传。程攸熙的《南翔镇志》十二卷本，如今亦甚罕见，据《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1979年编印)，上海图书馆藏有寻乐草堂本和钞本、民国十二年本各一套，日本东京内阁文库收藏寻乐草堂本一套。对照寻乐草堂本和民国十二年本，发现民国十二

蓬莱阁丛书。

本丛书辑取其中尤具开创性而篇幅不大者，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导读，不仅梳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大师们的学术个性。相信这一设计，会比单出原著，或笼统抽绎当时学风特点，来得更切近可靠。原著是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上承秦汉帝国的西晋灭亡后，北方游牧民族依次建立了史称“五胡十六国”的族群国家，但为什么中国没有像欧洲那样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出现各个族群国家并立的局面，而是又形成了更为辉煌的隋唐帝国？作为一个具有普遍主义理念、超越种族畛域、并且向平民空前开放的大共同体，隋唐帝国与“公共性”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能否通过对它的研究获得一般意义上的对“帝国形成之必要条件”的认识？本书是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揭示隋唐帝国开成的前提、过程与本质的力作，初版于1971年，1998年作者作了重大增补后再版。现由龙谷大学魏晋南北朝史学博士李兴旺沧全文译出，以飧读者。

本书是王国维的名著，它对中国简牍学的形式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全书对王国维著作进行了校勘、注释与串讲，多处附有实物图片。书前并有导言，介绍王国维写作背景，学术成就，又结合资料对简牍制度作了再研究，适合关注考古文物的年青学子阅读。
《简牍检署考校注》这部书的长处，首先在于对王国维原著进行了详尽准确的校雠和注解，使之成为《简牍检署考》的最善本，便利于读者。
本书开首的导言，实际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学术论文，特别应当注意的有其中两点：一点是对《简牍检署考》著作背景的叙述。二点是对《简牍检署考》的内容，根据近年新发现的大量简牍，作了重要的补充。

本书是我社《历代会要丛书》之一。清人孙楷首撰，后由今人徐复作过订补，自兹以为定本刊印传流。上海历史研究所杨善群研究员对孙氏原著做了订正错讹、补充内容、调整创新，使本书比之原著有较大提升。

岑参与高适齐名，均唐代卓有成就的边塞诗人，所著瑰奇峭拔、雄壮俊逸，尤以七言歌行雄视千古。本书在原版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修订，吸取了唐诗研究的最新成果，正其讹误，补其不足，质量较旧校注本有全面提高。
书中对收编的作品都作了校勘。岑参诗集现存明以前的本子仅北京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所藏，就有十余种（见本书附录《岑嘉州诗版本源流考》），我们选择《四部丛刊》影印七卷本为底本，宋刊残本（校记中简称[宋本]）、明抄八卷本（简称[明抄本]）、《全唐诗》为主要校本。间有疑宇，也参校其它本子。又，北京图书馆藏明刊八卷本《岑嘉州集》有吴慈培的校（简称[吴校]），我们校勘时也加以利用。此外，还参校了敦煌唐写残卷、《唐人选唐诗》、《文苑英华》、《唐文粹》、《唐诗纪事》、《唐百家诗选》、《万首唐人绝句》中的有关资料。收入的赋、文等，也利用有关资料作了校勘。校勘一般不轻易改动底本文字，只有在有版本依据的情况下纔改动，并在校勘记中加以说明。但明显的笔误，则径行改正，不再一一出校。校勘异文，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都在校记中加以反映。校记和注释放在一起。
本书的注释，力求详明。典故及脱意前人的语句，尽可能注明出处。作品中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自东汉时输入，经诸多朝代之努力，将原为梵文（或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之运用，终于使佛法深入人心，广大信众，同沾法益，此功德无量之善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特别是我国国民与天竺人民早有往来，其思想趋向也颇为接近，复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之相互激荡、磨合，乃至酝酿、吸收，至隋唐而大成，创宗立派，鼎盛繁荣，前所未有。影响所及，我国周遍朝鲜、日本、越南等邻邦亦多流行大乘佛法。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我国始终为大乘佛教之重镇，有“佛教第二故乡”之誉。此殆与我国僧俗两界人士究心于佛法义理密切相关。
佛理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所在多有。降及近世，因科技发展之刺激，佛法潮流，亦屡有扩张。自十九世纪德国学者马克斯·缪勒提出“宗教学”概念以来，欧美之宗教学研究方兴未艾。佛教，作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东瀛至南亚，从德意志、法兰西至英吉利，于研究南传佛教圣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尤其是在美利坚，自 C.R. 莱曼等创办《哈

天一阁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私家藏书楼，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已有450年历史，现藏书30万卷。本书分书楼志、藏书志、碑帖志、书画志、人物志、艺文志，详细记述了天一阁藏书楼和藏书活动的历史。

本书是一部考释杜甫诗文中涉及名胜古迹的工具书，考释内容包括杜甫诗文中涉及到的地名、胜迹与后人为杜甫建造的名胜古迹。本书的编写，除说明并指出前人诠释中的错谬之处和地志的演变外，也联系杜甫写作的时代特点与个人经历，尽量做到“既明其地，又知其用”。